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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妥】就近陪读:多元生计方式下的磨庆村农民家庭教育策略
2024年12月11日 16:09 娜妥 

就近陪读:多元生计方式下的磨庆村农民家庭教育策略

娜妥

普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普洱 665000

摘要:通过梳理磨庆村就近陪读现象的发展历程和形成原因,探讨了农民家庭生计方式多元化对其就近陪读带来的积极意义。农民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和家庭生产情况,相应地调整家庭人员投入生计类型;在此背景下,可供农民选择的生计方式趋于多元化,这为农民家庭就近陪读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使得就近陪读不仅有经济支持和时间保障,而且能够改变农民职业上离农、生活上离乡的状态,从而维系农民城乡空间。

关键词:就近陪读;多元生计方式;农民家庭教育策略;磨庆村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就有官宦子弟、大户人家为博取功名,找书童陪读的现象;清末民国初年,开始出现海外陪读;20世纪80年代,城市家庭陪读普遍兴起;21世纪初,陪读现象已经从城市蔓延至农村。当前,学术界对陪读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陪读的类型,根据陪读时间的长短,将陪读划分为临陪、半陪、暗陪和全陪;以陪读家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作为划分依据,将陪读划分为亲代陪读和隔代陪读;根据家长的行为选择,分为随迁型陪读、被迫型陪读和主动型陪读。其次,关于陪读现象形成的原因,认为陪读现象的形成是多种结构性力量共同形塑的结果,国家制度的规制和传统文化的助推催生了其必要性,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为其提供了可行性。此外,以陪读现象为窗口,分析农村家庭资源传递和影响,农村家庭两性关系中妇女地位的变化以及家庭秩序的持续等。对于农民家庭而言,陪读通常意味着空间上离乡、职业上离农、生活上以子代为重心,但是陪读现象方兴未艾,陪读现象在农村地区的普遍化表明了农民家庭强烈的教育诉求。作为一种社会既成事实,陪读不仅涉及城乡教育资源均衡,而且关系农民家庭的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本文依据陪读距离的远近,将研究对象,即磨庆村农民在距离3公里左右的按板镇租房陪读、同时兼顾家庭生计的教育选择定义为就近陪读;通过分析生计方式多元化对就近陪读带来的积极意义,试图引发丰富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方式对解决包括教育在内的农村诸多发展问题的相关思考。

磨庆村隶属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按板镇,距离按板镇3公里左右,距离镇沅县城恩乐镇45公里左右。全村下辖17个村民小组,有户籍人口6271691人,其中常住人口3851393人,非常住人口242298人。国土面积55.6平方公里,有林地85358亩,耕地12894.22亩。截至20227月,磨庆村在按板镇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青少年儿童共290人,其中学前教育阶段有35人,小学阶段学生有110人,初中阶段学生有145人。据统计,磨庆村当前共有25户左右家庭在按板镇陪读;在全村300多户常住家庭中,先后有陪读经历的共有85户左右。在年级分类上,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都有家长陪读,并且以学前教育和小学陪读居多。

二、磨庆村陪读现象发展历程及兴起原因

1.发展历程及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也兴建了一批学校。这一时期,磨庆办事处下辖15个生产小组,并于1960年建立了磨庆村小学,年均有4050个左右的学生在此上学。曾经有一段时期,因教师配备严重不足,磨庆小学不得已与附近的另一所小学共用一个教师,主要教授语文和数学。每周一、三、五,教师在磨庆村小学授课,二、四、六在另外一所小学授课。念完三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转往镇沅县小学。1994年,磨庆村小被撤,适龄学童全部前往镇沅县小学就读。撤点并校使得学校远离偏远村落,那些处于偏远村落的家长和孩子只能选择寄宿学校。类似磨庆村这种距离中心学校较近的家长,出于管教、照顾和陪伴孩子成长的需要,多选择了陪读。磨庆村第一代就近陪读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兴起。2015年,全国开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由于年满三周岁的小孩就要送往学前教育学校,部分二孩已经达到了学龄教育阶段,磨庆村的第二代就近陪读现象由此形成。通过推算,20世纪90年代的陪读家长多为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的60后和70后,而本世纪初的陪读家长多为二孩政策下的80后和90后。

王晓慧将农村陪读分为进城务工的随迁型陪读、因学校布局调整的被迫型陪读和为了获得更高教育质量的祈求型陪读三种类型。磨庆村非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家庭属于进城务工的随迁型陪读,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活动,通过在城市周边的建筑工地打工、在餐馆当服务员、酒店当清洁工,或者通过摆摊经济,一边营生一边照顾孩子生活起居。随迁型陪读通常在子女考入大学或者工作后宣告结束,父母这时有重返农村、继续在城市营生,或者帮子女照顾孙辈等多种选择。磨庆村剩下的常住人口家庭属于因学校布局调整的被迫型陪读,陪读地点也仅限于按板镇。实际上,磨庆村村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水平偏低,读过高中及以上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父母都只接受过中小学教育,所以在陪读过程中,他们能做的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饮食起居,基本谈不上学业辅导。

2.兴起的原因

国家教育政策和生育政策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也兴建了一批学校。但是这些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文革结束后,大量不合格的农村中小学被裁撤,从1976年到2016年的40年间,共有91.6万所小学在中国消失,其中主要是农村小学。特别是20015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全面拉开了我国以撤点并校为主要举措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序幕,进一步加快了农村中小学缩减的步伐。[10]在城市,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在农村,虽然一对夫妇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但独生子女政策依然得到了有效推广。在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磨庆村已婚夫妇中共有60户左右的家庭办理了独生子女证。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规模趋于缩小,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家庭类型。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也得以从繁重的生育和养育任务当中解脱出来,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孩子的教养过程中。20138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日前决定开始实施服务百姓健康行动,意味着国家开始放开生育政策。2015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由此,全中国迎来了二胎时代。

3.浓厚的教育传统和读书改变身份的教育观

1998年镇沅县城搬迁以前,按板镇作为近百年的镇沅县县城驻地,是这一片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因此教育历史悠久,教育民风浓厚,学宫、义学、私塾、书院林立。乾隆五年(1740),知县张明建创建恩乐学宫。又见清道光《云南通志》和《新纂云南通志》记载:镇沅府、州厅义学10馆。分别在城内、新抚、按板井等地。清末,按板井分别在罗光全家、黄毓桂家、林竹轩家有私塾3馆,共50多名童生。私塾以《三字经》《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辅以《百家姓》《孝经》《千字文》等杂书。宣统三年(1911),罗大为、李冕堂、罗焕南3人在按板井建立按板书院。

按板镇位于横断山的余脉哀牢山和无量山的中北部,这里地势险峻,森林面积广阔,形成了五谷五岭并列的地形特点。在这一地形影响下,境内的交通历来只能南北往来,横向东西交通被阻断。同时,由于五岭占据土地庞大,使得作为交通孔道的五谷异常狭窄,南北交通的路径经常以陡、弯、窄、险著称,这大大限制了普通农民的对外交往。同时,长期在这一自然环境下生活的农民形成了要想走出大山就要努力读书的地缘观,他们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也唯有读书才能离开土地,转变农民身份。在此观念下,磨庆村的村民,虽然个人受教育水平低,但极为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

4.镇沅县级行政中心的搬迁与距离优势

镇沅府城,即镇沅旧城,在明朝设立镇沅州前为土司署,为土城建造。清乾隆三年,改建石城,嘉庆十五年,石城坍塌。道光二十年,升为镇沅厅,并将厅城移至恩乐县城,为砖城。同治元年八月,厅城迁回旧城。民国元年,因旧城人口居住少,不便设防抵御各方匪徒,于是便将厅城搬迁至按板井(现按板镇附近)。[12]新中国成立后,城址仍在按板井,1998年,镇沅县城从按板镇搬迁至恩乐镇,原镇沅县小学、镇沅县中学也搬迁至恩乐镇,按板镇成立按板镇小学、按板镇中学。各机关单位及工作人员的迁离,留下了大量空置房,这给附近村民陪读提供了租房条件。

距离按板镇政府3公里左右的磨庆村,较其他远距离、高海拔山区的村落,首先就具备了距离优势,为村民接送孩子、兼顾生计创造了条件。按照中心地学说的观点,中心城镇发挥着为周边地区输送货物和提供各种服务的职能,而且中心城镇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度,总是随着距离的远近而发生强弱变化。按板镇作为附近村落的中心地,除了输送商品外,同时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作用。磨庆村汉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彝族杂居,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共有1308人,占总人口比例77.26%。村民少数民族特性和身份意识模糊,全村以汉语方言为日常用语,服饰、语言、饮食、信仰、习惯等与当地汉族无异,习惯称呼聚居于更高海拔山区的少数民族老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习惯依据接触汉文化的程度或者汉文化能够容纳的程度,将周边民族进行”“之分,即异民族生熟论。磨庆村村民将更高海拔山区的少数民族称为老民族;恰好体现了在距离中心城镇较近的距离优势下,磨庆村接触汉文化的程度普遍更高。

三、陪读现象持续的动力:生计方式的多元化转型

(一)磨庆村的多元生计方式

1.种植业、养殖业、务工经济和个体经营并存

一直以来,磨庆村的生计方式为纯农耕,主要种植水稻和玉米,辅以家禽养殖。雍正元年开始出现盐制业,因盐质优越,储量高,这一时期的盐产品,凭借着茶马古道,销往大理、玉溪、楚雄、西双版纳,甚至东南亚等地,因此素来有牛帮马帮日夜忙,人背肩挑销九州之说。新中国成立后,盐厂从1950—1989年期间,有32年生产,8年停产,直至2000年左右彻底关闭。关于盐厂的关闭和制盐产业的衰落,村民普遍认为是磨黑盐厂(位于宁洱县磨黑镇)为了独大,花了几百万强行收购,然后停止生产……”,实际情况是云南省政府关于化工业整合的相关政策直接促成了这一地区盐产业的衰落。磨黑盐矿也在剥离非盐资产和裁员后,由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典型的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山区立体气候,使得这里森林资源丰富,茂密的植被不仅造就了野生菌的疯狂生长,而且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木材产销基础和松香生产原材料。松脂价格稳定时期,一个家庭一年就能有七八万元的松脂收入。镇沅县境内年均温度18.6℃,年均降水量1235mm,土壤以红壤、赤红壤为主,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富含有机质,是烤烟种植的最佳自然生态环境。因此,从1992年开始,镇沅县从建立种植试点、形成示范效应后逐渐在全县大范围推广种植烤烟。当前,烤烟种植收入依然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除此之外,磨庆村的大部分农民也在坡地种植核桃、坚果以及梨、枇杷、沃柑等水果,进一步丰富了经济收入来源。

2.同一生计类型下的多种发展形式

磨庆村在实现种植、养殖、务工、个体经营多种生计类型并存后,在同一生计类型下也发展出了多种形式。统计发现,2022年,磨庆村经济总收入3348.37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81.79元,较上年增长12%左右。这些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业、养殖业、务工经济和个体经营。种植业上,2020年磨庆村共种植烤烟1860亩、茶叶31亩、核桃2412亩、坚果890亩、甘蔗17亩、油菜241亩、水果87亩、中药材34亩、蔬菜241亩。养殖业上,全村存栏2576头猪、543头牛、1380只羊、家禽13810羽、蜜蜂170箱。同时,外出务工470人次;以开小卖部、农家乐、服装店、早点铺、三轮车载客及路边摆摊经营为方式的个体经营户数十家。

同一生计类型下的多种发展形式,使得农民基本上杜绝了收入空荒。就种植业而言,稻谷和玉米的收获期在9-10月,烤烟、核桃、坚果等售卖期在9-10月,蔬菜的成长周期一般为2个月。不同蔬菜的播种期存在的差异性和大棚种植技术的运用,能够保障菜农在逢四、逢九的赶集日及早市上有足够的新鲜蔬菜售卖。养殖业上,家禽的成长周期为2-3个月,牛羊从幼崽到成年售卖期一般为8-12个月。由于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产都以家庭为单位,所以农民能够实现即售即收入,包括烤烟售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当天售卖的烤烟,第二天就能到账。每一个家庭,基本上涵盖了2-3种生计类型,5-7种发展形式。如村民李某家,在2022年种植10亩烤烟,收入6万元;售卖7头,猪收入4万元;妻子在附近松香厂打工,每月工资收入4500元。此外,还种植了玉米3亩,大麦1亩,养殖家禽50羽左右。

3.支出减负、收入增加的财政补贴

自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先后在农村制定了一系列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惠民政策,实现了给农民支出减负,给农民收入增值。在磨庆村,退耕还林还草补贴(1600/亩)、商品林禁伐补贴、公益林补贴、草原生态补贴(10/亩)、耕地地力保护补贴(50/亩)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农民家庭。此外,全村共5786人享受低保(A332/.月,B257/.月,C204/.月),2121人享受五保供养(840/.月),享受高龄补贴92人(120/.年),享受残疾两项补助82人(3070/.月)。2013年以来,国家重点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并且实行动态管理。住房方面,实行了危房修缮加固(2万元/户)、拆除重建(4万元/户)、异地搬迁(5万元/户)等工程和厨房改造、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等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医疗方面,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每年缴纳100元,政府补贴180元;非建档立卡户每人每年缴纳280元,医保年度最高可报销门诊费400元。教育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238”扶持、雨露计划、生源地贷款等政策。养老方面,从中央到省级、市级、县级,根据年龄层次,都有一定的补助标准。就业方面,在村内设置公益性岗位,吸纳人员共30余人次,每人每月收入500800元;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交通补贴。此外,磨庆村还修建了5项饮水工程、4项小组道路和3项生产道路工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长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村的普遍贫困,非农收入成为破解农民贫困、增加家庭收入的必要方式。多元化的生计方式扩宽了农民的非农收入,这一方面能够促使农民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家庭生产重心,降低了当地农民的收入风险;另一方面农民能够根据个人兴趣、能力特长、时间等灵活选择,不必将自己束缚于某一固化的生计模式。各项国家的惠农措施,既让农民增加了收入,也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

(二)多元生计方式下的陪读

1.提供经济支持

家庭教育投资理论认为家庭教育投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指家庭和个人为接受教育服务所支出的一切显性的货币支出,主要有学费、杂费、书本费和其他学习用品费,以及由于上学带来的额外生活支出,如食宿费、交通费、通讯费等。直接成本和一般商品的生产构成成本一样,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即指每一位面临上学的学生所必须缴纳的最基本费用,而这项成本对任何一个接受同等层次教育的学生大致是相等的。所谓可变成本,实际上是指对于不同学生,他们的学习成本是有高低之分的,比如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费、通讯费以及学校之外的各种兴趣班(或补课班、家教费)等费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的固定成本基本上为零,这就意味着这一时期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主要在于可变成本,如购买课外辅导书、订阅报刊、购买音像制品、将孩子送到辅导班、请家教、拜访老师、请客送礼等。经济收入是家庭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条件,也是家庭教育投资的基础。相关研究表明,当家庭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比例后,家庭就会增加教育投入。

案例1.磨庆村村民周某家,共有5位家庭成员,包括周某本人、妻子李某、母亲罗某和两个分别在按板镇就读幼儿园和小学的儿子。周某负责家庭的种植和养殖项目;妻子在按板镇租了一间50平米左右的房子,一边负责接送两个孩子上学,一边在镇上冷饮店打工;母亲则在穿村而过的国道215路边摆摊售卖凉粉、米线、水果和腌制品。2020年,周某家种植玉米3亩,收入2500元;种植烤烟15亩,收入6万元;售卖8头猪,收入3.5万元,家禽数十只,收入1500元左右;妻子务工收入1.2万元;母亲路边经营收入4500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645元。合计全年家庭收入8.1万元左右。周某的家庭经营支出在2.5万元左右,剩下的支出主要包括:子女陪读房租300/月,子女上学生活费1000/月,为子女购买衣物、文具用品、学习机以及其他费用支出共计7800元左右。由于母亲在闲暇之余还打理了0.5亩左右的菜地,饲养家禽若干,种植葡萄、梨和芒果若干棵,所以周某家的生活成本支出并不占太大份额,经营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占据了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

周某家种植、养殖、务工和个体经营并存的家庭生计,虽然每一种生计类型都只是小规模的家庭生产,并不能给其创造数十万元的收入,但依然让周某家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在其他支出成本大大缩减的情况下,为教育支出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支持。

2.保障充足时间

家庭教育投资的方式是多样的,除了经济投资,还包括时间投资。由于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导致这些农民工的子女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父母能为子女做到的就是按时寄回生活费,供他们上学。父母时间陪伴、情感投入、直接教导的长期缺位,使得这类孩子通常性格孤僻、学习成绩不佳,容易成为学校里的问题学生和社会上的问题少年。相比较直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父母而言,就近陪读、兼顾生计的父母不仅能够为子女教育提供经济支持,而且能够保障陪伴、照顾、教导子女的时间,让孩子在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庭环境下成长。

在按板镇,幼儿园的在园时间为8:00—15:00;中小学上下课时间为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00;毕业班学生(小学六年级学生和初三学生)上下课时间为上午:7:30—12:00;下午:14:00—17:30;晚上:19:30—21:30。磨庆村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为:早上6点左右起床,吃早饭,喂养家畜;7点左右开始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半左右,喂养家禽,午饭,午休;下午3点至傍晚7点左右,农业生产活动。傍晚7点以后,喂养家禽牲口,晚饭,休息。在附近松香厂务工的村民来说,根据烧锅炉、晒木板、上木板、粘胶等不同工种,上班时间分为早班、中班、晚班和夜班,村民可根据自己的时间自主选择工种和上班时段,工资则以计件的方式按月结算。对在镇上冷饮店、餐馆、酒店务工和个体经营销售服装、水果和早点的村民来说,由于接送孩子的时间最多占据半个小时,所以老板通常也不会太计较。

案例2.磨庆村村民魏某家,曾经就为了照顾女儿上学,妻子在按板镇租铺面卖早点,直至女儿初中毕业。每天早上,魏某送女儿上学后,就在早点铺帮忙至9点左右,然后骑摩托车回距离按板镇三公里左右的家,打理家禽、牲口并开始投入田间管理,晚上又到镇上和妻女住在一起。那几年,魏某家的主要农业生产为烤烟种植,而烤烟种植是个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劳力活。通常3-4月清理烟沟;4-5月开始移栽;5-7月中耕管理,除草、浇水,直至雨季来临;8-9月灭花,防止烤烟发叉;9-10月,采摘,烘烤,售卖;12-3月翻地,又开始投入新一轮的种植。其中烤烟采摘、烘烤和分级需要多人才能完成,每年这个时候,妻子就会暂时停业几天,接送女儿上学后就回家协助丈夫。

在磨庆村,由于村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实际上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资主要表现在接送子女上学、照顾和陪伴子女,基本谈不上学业辅导,也就避免了当前很多城市家庭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亲子关系困境;同时将子女的学习问题交给专业的教师,也较好地维护了家校和谐。

3.维系城乡空间

城乡发展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关注的问题。1949年后,国家把农业归于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并大力发展工业化,自上而下的工业项目被计划平均地布局在全国各地,试图以此来消除区域经济差距。但随之也建立了基于城乡二元户口的城乡隔离制度,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发展停滞不前。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使得农村迎来了就地城市化的契机,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助力下,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及就业岗位的创造吸引了大量的城乡移民。但是农民工向城市的迁移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18]进城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以及住房保障;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农村的模式也使得农民工与子女和父母长期分离,产生了大量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实际上,为了生计不得不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虽然暂时离开了农村,但对小农经济依然心存眷顾。黄宗智的小农拐杖逻辑认为,对于小农家庭而言,农业或农村土地是一种生存保险,更是一种尊严依托,所以农民无法完全割舍土地。农户对于土地的依赖,并非只是出于经济收入的考虑,而是土地寄托了他们太多的东西,如传统、文化、尊严、情感等。在这一逻辑运作下,农村的农业生产简单保留了两个环节,其间的管理、施肥、灌溉等工作一概省略,这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站在国家层面,推动城乡一体发展迫在眉睫;站在农民个体角度,不论是情感还是生计,有效维持农民家庭的城乡空间也显得尤为必要。

就近陪读改变了以往农民家庭空间上离乡、职业上离农的生存模式,让农民家庭能够城乡兼顾:既能让子女享受较好的教育环境,也能让农民拓展非农收入,并同时维系农民的乡土情怀。村民许某对自己当前和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他说:我们在按板镇租了一间房,让尚为康健的母亲接送我四岁的女儿上幼儿园,同时为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准备饭食,周末和假期就把母亲和两个孩子全部接回家,一家人住在一起。平时,妻子在家饲养二十头左右的猪,而我在村委会任主任一职,闲暇时照看家里三十亩左右的果园……我们的收入基本上能保障我们的生活开支,只要不遭遇大灾大难,我们家每年还能存个两三万左右的钱,为读大学或者家里需要花费大钱做准备……我高中毕业后在城里打过几年的工,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不用离开家里到大城市打工,和家人孩子时常相伴是件很幸福的事儿。随时可以到邻居家串门聊家常,一起下河捕鱼,上山捡菌的农村生活让我感觉生活是有色彩的……”这里的农民就像一条鱼,随时在城乡这条河里保持着游动,尽量维持着家庭未来与现实生活、子女需要和个人需求、城市地域和农村空间。

结语

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通过对磨庆村的研究得出: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多元的生计方式能够规避市场变化对农民收入带来的重大波动,保障经济来源,从而为农民家庭的教育资金投入提供经济支持。同时,多元的生计方式也给农民生活创造了灵活的时间安排,能够更好地照顾、陪伴、教导子女成长。在多元生计方式背景下,农民依然可以在空间上、职业上、生活上和土地、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一只脚离土地,一只脚在土里的方式实现生计持续和乡土情怀延续。

实际上,经济收入和教育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农民通常以被统治阶层、拥有贫乏资源和发展落后的历史形象出现,寒门难出贵子生动体现了教育资源在贫苦农民家庭的稀缺。生计方式的多元化为农民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教育选择,也在逐渐改变寒门难出贵子的历史境遇。教育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城乡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也在反作用于农民家庭的持续性发展。关于中国农村收入差距的许多研究表明,引起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农生产领域,而教育能够增加农民家庭的非农收入,较高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直接激励了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农民家庭也期望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能够对家庭带来未来经济效益。因此,把握经济收入的多样化和教育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助于解决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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